如何评价马尔克斯的短篇《礼拜二午睡时刻》? - 生活宝典,知道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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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寒一线语文教师,开设有个人语文教学公众号“诗寒小筑”。

神作。

这是我在给学生上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外国小说欣赏》中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时,写下的备课札记,搬到本站供大家参考。

这篇小说本来在国内就不太被关注,估计来看本答的人也不多,但既然会来看,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外国小说阅读经验,也请大家满意的话不吝点个赞,或者互动一下发表点评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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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赏析

【从礼拜天到礼拜二】

“多年以后,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想必会记起父亲领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百年孤独》这个开卷句式,曾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和陈忠实的《白鹿原》。

甚至在余华2007年的新作《兄弟》的开篇中,余华也一直重复这样的马尔克斯式的句子。对于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百年孤独》无疑使他们从机械的现实主义文学解放出来,并由此拉开了一个新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时代。

加西亚·马尔克斯启蒙了一代中国作家,而海明威则是对马尔克斯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在马尔克斯1981年7月26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他这样描写他在巴黎与海明威此生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玛丽·威尔许经过圣米榭勒大道。他在对街往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我不知道该上前去请他接受访问,还是过街去向他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景仰。但不管怎么做对我来说都很不容易。当时我和现在一样,说得一口幼稚园英语,也不清楚他的斗牛士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为了不要破坏这一刻,我两样都没做,只像人猿泰山那样用双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

海明威明白在众多学生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就转过头来,举起手用卡斯蒂亚语像小孩子似地对我大叫:“再见,朋友!”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马尔克斯极为推崇海明威在短篇小说写作上的成就,“他的短篇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让你觉得少了什么,这也正是其神秘优美之所在。”

再三犹豫,我还是开始了走进马尔克斯的朝圣之旅。之所以犹豫,一来是已经有很多赏析《礼拜二午睡时刻》的作品珠玉在前,二来是担心自己无法挖得深、析得准。可是如果一直不去动笔,就永远无法逼着自己把教学时的零散思维形成系统性的文字,无法强迫自己再多找资料、多埋头思考。用写作倒逼阅读,这不就是我开设公众号的初衷吗?慢慢写吧。

海明威在《桥边的老人》中特意提到了“复活节”“礼拜天”,从这个特殊时间的宗教意义上写出了老人的悲惨和法西斯的凶残;马尔克斯把自己最满意的短篇小说命名为《礼拜二午睡时刻》,也有其宗教意义上的慎重考量。《圣经》是欧美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而欧美文学又是传播基督教的桥梁和道路。

为什么是礼拜二而不是礼拜一?根据《圣经》记载,耶稣用个人的痛苦救赎世人,集中体现在他在世上的最后七天,信徒们称之为“受难周”。这七天被分别称为:礼拜一,荣耀日;礼拜二,教诲日,也称为“审判日”;礼拜三,静寂日;礼拜四,团契日;礼拜五,受难日;礼拜六,安息日;礼拜天,复活日。

《圣经》故事里说,“礼拜二”这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最后一次教诲世人,不要效仿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通过一个寡妇所投的两个小钱来教导众人,并讲了关于末世的征兆和末世的比喻,对整个世界进行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这一天,犹大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了耶稣,导致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礼拜五凌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礼拜五的“受难日”。

将耶稣与小说中的母亲进行比较,一位是把“整个世界的罪恶都压在自己的身心上”,而且包括耶稣的门徒也不能理解自己的圣人;一位是承载着“失去儿子的痛苦”,并即将承受小镇人们用目光来审判、羞辱的“小偷的母亲”。二者内心的苦痛何其相似。一位是最后一次教诲世人,对整个世界进行最后的审判;一位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陌生的小镇,用自己坚强的目光和坚定的脚步反过来审判小镇上麻木的人们。二者外在的行为如出一辙。“审判”与“反审判”,在“礼拜二”这个审判日同时发出了叩问灵魂的声音。

那么“午睡时刻”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午睡时刻”的虚与实】

为什么是“午睡时刻”而不是“晚餐时刻”或者“午餐时刻”?

因为“睡”的所指虚实交织,具有多元属性。

“实”是说故事中母女俩的确是在小镇人们午睡的时刻到来的。虽然小说从“十一点”的火车写起,但当母女俩到达小镇的时候,“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她的儿子在这个小镇上被人当作小偷而打死,在小镇这个道德法庭上处于被审判者地位的她,想要避开人们包含着各种各样情绪的目光,希望静静地到来,默默地拜祭,悄悄地离开。显然,她是刻意选择了在人们午睡的时候进入小镇的。

“实”是说神父从睡眠的状态中两次被唤醒。第一次是母亲到来坚决要求立刻借公墓的钥匙,他不得不在躺下五分钟后从床上爬起;第二次是“连连打着呵欠,几乎就要睡着”地指点母亲找到儿子的墓地时,被“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惊醒,“顿时就明白”过来,建议母亲“等一会走吧”。

“实”也是说小镇上已经午睡了的人们被母女俩的到来惊醒,这个钟点“通常是没有人”的大街上不光是孩子们来到神父的门前,“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在杏树的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他们即将把惊奇、诧异、鄙夷、指责的目光投向这“朝大街走去”的母女俩。

“虚”是指神父的失职。他既没有像一个真正的神父一样为公墓里的亡灵安抚灵魂——他掌管的“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也没有作为教徒们灵魂上的父亲,代表天主"赦他们的罪"——他一开始是以普通人对小偷的态度来看待“小偷”的家属的,以至于当母亲忍住悲痛直直地盯着他的时候,他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他更是在生活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非常好”的人却会遭遇“非常惨”的命运,既然上帝救不了世人,他还能继续待在世人的心中吗?

“虚”是指小镇上人们麻木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小偷”的死漠然处之,就好像从来如此,“小偷”就是小偷,没有人想过“小偷”如何成为小偷。人们杀死了“小偷”,在不知道姓名的情况下,就草草埋掉了。如果不是“母亲”的到来,小镇的人根本上已经忘了他的存在。小镇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却构成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力量,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着一种集体的惯性和无意识去遵循它的法则和判断,而缺乏清醒的自我道德审判,他们对生与死并不真正关心,只是在惯性地活着而已。

“虚”更是指整个拉美国家都处在不自觉的昏睡之中。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反复提到母女们经过的小镇都“一模一样”,显然不仅是说那荒凉的景象,也是在说它们那一模一样带着永恒的贫穷、愚昧、麻木的阴影,几近瘫痪的状态。这个小镇,就是整个拉美国家的缩影。小说的大背景是20世纪的哥伦比亚,处于拉斐尔·雷耶斯·普列托统治时期。美国对当地自然经济掠夺式的开发、对当地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加强在拉丁美洲各国经济上的束缚,殖民者飓风般的掠夺和政权的反复更迭使拉丁美洲国家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人民除了经受着贫穷之外,个体生命没有丝毫保障,公众并未觉醒,处于一片浑沌、蒙昧之中。

怎能让人不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许多熟睡的人们”呢?

【那看不到边的香蕉林】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哥伦比亚两面临海,有着美丽逶迤的海岸线)。

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说明是蒸汽动力机车,为后文母亲让小女孩关窗作铺垫)。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交通落后)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特意强调有电风扇,说明当时一般人家里应该穷得连电风扇都装不起,那么结合前面对香蕉林的描写,这些办公室应该是归香蕉种植园主人所有)、红砖盖的兵营(种植园旁边要驻军,在暗示什么?)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第一次提到“热”)。

20世纪的哥伦比亚,马格雷纳河流域大面积种植香蕉,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繁荣起来。“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商人,其中很多是美国侨民。时至今日,哥伦比亚仍然是世界第五大香蕉生产国,2017年的香蕉产量达到了9780万箱(每箱20公斤)。

但在当时,这些外来商人们掠夺性地开发当地的自然经济,剥削哥伦比亚的廉价劳动力。香蕉工人们也曾举行罢工,只是为改善自己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而政府则极力维护香蕉种植园大老板的利益。

1928年12月6日,马尔克斯的出生地阿拉卡塔卡,一个叫“马孔多”(班图语,香蕉,《百年孤独》中那个村镇的名字就是“马孔多”)的香蕉种植园,就曾经发生过罢工的香蕉工人们被政府派来的士兵们用机枪屠杀的惨案。“这一惨案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与作品影响最大的一桩历史罪孽”。(见达索·萨尔迪瓦尔所著《马尔克斯传》 第二章)在一次香蕉惨案的周年纪念会上,“演说者要求大家静默一分钟,以纪念牺牲在警备部队枪口下的3000名罹难者。”(见马尔克斯的自传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生活》)

实际上,在《百年孤独》《枯枝乱叶》中也反复提到,一战后,美国的公司把第一批香蕉从洪都拉斯运往新奥尔良,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就在这时成立。作为一家美国跨国垄断公司、“帝国主义”的样板,它曾在拉美历史上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拉美,不少国家被称为“香蕉共和国”,这是对经济体系单一、政府不稳定、存在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一种贬称。

联合果品公司暗中操控一些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它在拉美国家的每一个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成体系,而且自订法律,自设军营,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枪杀工人,成为当地的“国中之国”。

了解了这些事实,小说第一段中对香蕉林、办公室和兵营的描写,就不再单单是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自然环境,也暗示着当时哥伦比亚下层人民受到外国商人和本国政府的双重压榨、生活极端贫困、生命毫无保障的社会环境。

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礼上,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

马尔克斯笔下的香蕉林,与莫言笔下的高粱地,都承载着作家和故乡那化不开的深情。

【三等车厢,两名乘客】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不仅弄脏了头面,而且还会让人觉得没有脸面)的。”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非常听母亲的话),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蒸汽机车开着的车窗会不时吹进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只要是坐车的乘客,应该都会把车窗关起来。而这个车窗居然“锈住了”,说明平时没人去关过,也就是平时很少人坐车——结合下文,至少很少有人坐“简陋的三等车厢”。人的不流动,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僵化与闭塞。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出门自带食物,一则说明经济窘迫吃不起餐馆,二则说明不希望在目的地和别人有不必要的接触,有什么需要都自行解决不去求人——为什么后面母亲让小女孩就是渴死也别喝水,原因也在这里)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拜祭的必需品)——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一般情况下,大人带着小孩出门,总是大人多拿东西,尽量减轻小孩子的负担。而这里我们发现食品袋和鲜花都是小女孩拿,孩子的懂事自然暗示着家庭教育的成功。这就为后文母亲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去当小偷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褴褛的丧服(luto)。丧服是为哀悼死者而穿的服装,一般说来,丧服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没道理家里死了人丧服用过之后还保留起来——下次接着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次性使用的丧服会是褴褛(衣服破烂,不整洁)的呢?难道这件丧服被用过很多次都给穿烂了吗?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底层百姓经济贫困,当时的哥伦比亚个体生命又没有保障,一件丧服借来借去也可以理解,那么马尔克斯特意点出“褴褛”,就是为了暗示这个吗?

这个解释似乎有点牵强。这个时候怎么办?查原文。哥伦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马尔克斯写作也是用西班牙语,还好可以借助网络翻译工具,不然还真难住我了。原文中,作者用的词是“pobre”,这是个形容词,意思是“贫穷的”“贫乏的”“简陋的”“寒酸的”“老实温和的”。有现成的例句:un vestido pobre——一件寒酸的衣服。

问题解决了。马尔克斯原意是说母女俩的丧服很寒酸,用料、做工都体现出家庭经济的贫困来,并不是强调衣服的破烂——原来还是译者的锅。

【母亲的法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十二岁的孩子,一直没出过远门,既说明家里穷,侧面呼应了上面分析到过的社会的闭塞,也为后文在神父家小女孩的行为埋下伏笔)。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上眼睑的皮肤本身就很薄,浅表的静脉在上睑显现的比较明显,再加上母亲平时可能劳心劳力疲倦过度,青筋暴露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营养贫乏的必然结果),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那到底她是不是小姑娘的妈妈呢?如果不是,那么有可能孩子本来是个孤儿,是被这位善良的母亲收养的;如果是,那就说明沉重的生活压力让母亲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笔直的坐姿体现了坚强的内心)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她要“按住”自己内心汹涌动荡的感情)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还是穷)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给2015届学生上课的时候,我特意分析了“法袍”这个词。当时我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这里是小说中对母亲第一次正面描写,我们读完,很容易想到马尔克斯在这里是要突出这位母亲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身材瘦弱,黑色的丧服穿在身上显得宽宽大大。但是为什么不用别的什么喻体,偏偏要选择“法袍”这个词呢?作者在这里还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

所谓“法袍”,就是法官在法庭上穿着的职业性礼服,从外观上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黑色(西方所有法官的法袍都是黑色的),二是宽大,三是庄严。“法袍”是法官上庭的职业礼服。这位母亲是去拜祭自己因为偷盗而被打死的儿子的,她去到那个小镇上,照常理思考应该是处于道德弱势的一方,或者说她此去难免会接受小镇人们的道德审判,她应该是一个在道德法庭上作为被告的角色,为什么作者却说她穿着法官才能穿的法袍?

答案在母亲的话语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小镇上的人对小偷的死漠然处之, 就好像从来如此, 小偷就是小偷, 没有人想过他如何成为小偷。母亲的庄严回答给予了我们某种启示, 她拒绝小镇对儿子做出的判断, 她告诉我们她的儿子是一个听话的人,是一个宁愿自己每周六出去当拳击手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也要养活家人的好人,这样的人,怎么会去做小偷?在这里,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身份颠倒过来了,母亲来到这个小镇,拷问着小镇人们的心灵。穿着黑色丧服的母亲,正如一位穿着法袍的法官,默默地审判着这个无情的社会。

后来我发现,这个分析一开始就错了。在知乎网站和一位在哥伦比亚留学的中国女学生交流关于这篇小说的话题时,她告诉我,原文中“法袍”这个词用的是“sotana”,并非法官的审判服,而是教士服。

虽然对这个单词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但是对作者选择这个喻体的原因的追问还是可以继续,思路依然可以按照之前的办法展开。母亲此去,正是要找一位真正穿着法袍的神父借公墓的钥匙,而这位神父我们之前说过,他似乎已经不再像一个神父了。所以,不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位置的颠倒,而是神父与母亲所扮演角色的内涵颠倒。从内心的坚强、平静、强大、善良等等来看,从唤醒沉睡的麻木庸众的作用来看,母亲都更像一个神父。

【气味·荒凉·贫瘠】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第二次提到“热”)。火车在一个荒凉(车站的荒凉,其实就是没有人的流动,与前文写车窗锈住一样,作者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多次描写这种社会的僵化与闭塞)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静谧就静谧,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神秘”?香蕉林掩盖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同理,洁净就洁净,为什么要说“显得”十分洁净呢?)。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不熟悉制皮的读者不大能体会,容易忽视这个细节)。火车慢腾腾地(是火车确实开得慢,还是心理上认为它慢?)行驶着。又在两个一模一样(“荒凉”得一模一样,“神秘”得一模一样,也“臭”得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哥伦比亚许多小镇都有这样的彩绘,这也是如今去哥伦比亚旅游的人们必赏之景)。那位妇女低着头(注意,是低头而非弯着腰),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奇怪的举动),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保鲜,懂事)。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还是慢)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麇集着一群人。在炎炎的烈日(第三次提到热,较为隐蔽)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欢迎谁?庆祝啥?)。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土地。这里再也看不到香蕉林了(为什么看不到了?值得注意)。

香蕉林里的静谧是神秘的,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似乎有人专门清扫过,然而,这里的空气却发出臭皮子味。小说中环境描写都是有的放矢的,海明威、马尔克斯等大家的环境描写更是蕴含着许多没有用文字表述出来的秘密。皮为什么要硝过?因为如果不通过化学方法使动物皮的胶原纤维在结构上发生变化,使其从皮变成革,动物的皮就会腐烂。弄清楚这一点,就能猜测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了——虽然十分洁净的树荫下空无一物,但曾经有皮肉在这里腐烂过!联系前面我们补充过的香蕉园大屠杀的史实,那香蕉林里的神秘静谧就有了一个可怕的解释。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是过度解读,是草木皆兵。事实上,那场大屠杀对马尔克斯的影响的确是极其深远的。萨尔迪瓦尔在《马尔克斯传》中写道:马尔克斯的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透露,作家主动将出生年份改成了大屠杀发生当年,以提醒自己谨记历史。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读者以为马尔克斯出生于1928年,而他的实际出生年份却是1927年。仅从修改出生日期一事,就可以看出大屠杀对作家的人生影响颇深。

有香蕉林的小镇显得荒凉。广泛种植香蕉不是发展种植业吗?经济发展了为什么环境却这么荒凉呢?因为哥伦比亚人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只得到了被奴役的命运。哥伦比亚独立以后,长期混乱的政治局面不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给帝国主义的渗透与干涉提供了可趁之机。独立之初,美国的势力就己渗入哥伦比亚,在成功策动巴拿马独立之后,美国开始对哥伦比亚进行大规模投资,控制了该国许多重要企业,紧接着又盯上农业和矿业。到1956年,美国投资己经占所有外国公司在哥伦比亚投资总额的一半,哥伦比亚的主要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美国垄断资本手上。而农村地区,637个大地主所占土地比75万个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还多。哥伦比亚的人民,在漫长的时间里都生活在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之下。被疯狂掠夺之后的小镇,当然是荒凉的。

没有香蕉林的土地贫瘠龟裂。是这里的土地不适合种植香蕉吗?同样的地形,同样的气候,应该有同样的土壤。难道种植香蕉对土地有副作用?查一查就知道了。香蕉是肉质须根系植物,其根系分布较浅,而且生育期短,生物量大,因此对土壤物理化学特性、要求十分严格。种植香蕉所用化肥量极大,约为农业一般使用标准30-40kg/亩的10-20倍!这必然超过土地承载能力,造成土壤板结、重金属含量过高等问题。外国商人和种植园主们拿走这片土地上的出产,留下了贫瘠而龟裂的大地。

如果在阅读时不字字计较,沉潜涵泳,你读的就不是马尔克斯,至少不是完整的马尔克斯了。

【紧张的母亲,光脚的女孩】

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不是吃饱了,而是火车快要到站了)。   “把鞋穿上!(注意祈使语气)”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小姑娘内心有疑问:明明火车还行进在荒野上,为什么现在就要穿上鞋?)。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更简洁的祈使句)”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热”出来的),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母亲也要带着整洁干净的外表来踏上这个小镇)。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越大,就掠夺得越厉害,就越惨)。

火车即将抵达母女俩的目的地,母亲提前让女儿做好了下车的准备。从时间上看,母亲在女儿穿鞋梳头的同时本来可以吃完午饭,她却停下不吃,这一行为暴露了母亲内心的紧张情绪。

之前母女的对话,语气是和缓的,母亲让女儿关上窗用了一个“最好”,而且还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从女儿的表现来看,平时也非常乖巧,母女关系是亲密和谐的。然而,这里母亲却用简短的话语、命令的语气让女儿穿鞋梳头,这同样是紧张情绪的表露。虽然这位母亲已经在极力克制,但她的语言却让我们窥见了她此刻内心的秘密。

母亲自己不吃了,却没有说让女儿不吃,这一略显矛盾的行为恰恰是母爱的体现——担心孩子吃不饱饿着,不正是父母平时关爱子女的常态吗?

而女儿的行动也显示了她的懂事——“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哪怕早上出门已经梳过头,也还是重新梳一遍——她知道,今天将要经历的事情对母亲、对家庭都非常重要,她哪怕心里有疑问,也毫不犹豫地按照母亲的指示做好了一切。

还有个细节颇有意思。前文讲到,女儿去卫生间给鲜花浸水之前,脱掉了鞋,光着脚去的。这个举动是有违常理的:我们不都是坐着的时候脱掉鞋解放双脚而行走时穿上鞋的吗?卫生间的地面不会干净到哪里去,为什么偏偏要光着脚过去呢?

联系后文,母亲在神父家回答姓名住址等问题时,马尔克斯这样描写女儿的行为:“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读者们啊,你们注意到了吗?

有人或许会问:你干嘛老纠结人家小女孩的鞋?

因为马尔克斯老是写。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经典小说里也不会有凑字数的描写。母亲的丧服太大了,不合身;女儿的鞋也出了问题,不合脚。猜一猜不合脚的原因,要么鞋是借来的,尺码不对;要么女儿平时没有穿鞋的习惯,鞋与她的脚在心理上不合。从小女孩光着脚去卫生间的行为来看,如果平时有穿鞋的习惯,去脏的地方即使是不合脚的鞋也会穿一穿的。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家里穷,买不起鞋,平时就光着脚习惯了,这次来给哥哥上坟,临时借了一双鞋(还是不合脚的)。

此外,小说中还有一处细节可以作为佐证——后文写到哥哥的衣着时,也有这样三个字:“光着脚。”

小说里凡显得不合理、显得矛盾的地方,往往隐藏着合理的原因,那是作者隐藏在海面之下,希望我们潜进去发现的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母亲,在八月来到】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还是命令式的祈使句)”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母女俩只带了吃的,没有带水。在陌生的小镇上,要喝水就意味着有求于人,而心理上站在小镇对立面的母亲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强硬的语气后面是坚定的信念)。尤其不许哭(哭是痛苦情绪的表达,眼泪被看成弱者的象征,所以“不许哭”体现了母亲倔强的坚持,对内心尊严的维护)。”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第四次提到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上一句是触觉描写,这一句是听觉描写,这些典型事物把此时母亲内心的躁动、烦恼、紧张不动声色地展现出来)。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为什么不直接写母亲把塑料袋“放进皮包里”,而是要加上一个动作“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车站就在小镇旁边,而从车窗能看见全貌,说明小镇其实并不大,那前面那些小镇之小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是八月(盛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除此之外,如果说礼拜二有着宗教上的特殊含义,那么“八月”是否也有值得我们探究的深意呢?)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换句话说就是“真热啊”)。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细心的孩子),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应该有多种情绪的交流)。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既是因为热,也是因为闭塞)。在大街对面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弹子房(即台球室。底层的人们饭都吃不饱,还有钱和时间去台球室玩?有的。在同名小说集中,有一篇叫《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的文章,里面内容与本文很有关联,里面就说到本地的人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台球观众席上度过的”。他们主要不是去打球,而是看别人打,也是去听垒球赛的实况转播。那么哪些人去玩?有钱也有闲的外国商人们吧)还开着门。小镇热得像个蒸笼(第五次提到热)。母女俩下了车,走过荒凉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这个细节突出暗示了车站的荒凉——不仅没有旅客,也没有日常维护人员)。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来说说“八月”。

如果要探寻八月的宗教意义,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八月有哪些宗教节日。哥伦比亚人主要信仰的宗教是天主教,而天主教在八月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圣母升天节。这一节日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圣母马利亚在结束在世生命之后灵体一齐被接进天堂,天主教于公历8月15日举行 ,东正教于公历8月27日或28日举行 ,这是关于圣母玛利亚最古老、神圣的节日。圣母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她怀孕、生产、养育了基督,她在圣殿裹将基督奉献给圣父,与死于十字架的基督共受痛苦,以服从、信德、希望和炽热的爱情和救主超绝地合作,为重建人灵的超性生命。

圣母玛利亚在八月升天,将到主的宝座前见到自己的儿子;小说中的母亲在八月来到陌生的小镇,将到公墓与儿子作最后的道别。马尔克斯在文中特意点出八月,应该不会只是一个巧合。幸运的是,我似乎找到了另一个旁证。

前面说到过,海明威是对马尔克斯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而马尔克斯写作最牢靠的精神导师则要数威廉·福克纳,他发现福克纳小说里的小镇和自己从小长大的小镇一模一样。中国作家余华在他的《寻找威廉·福克纳》一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在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们,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奥克斯福,来看一眼威廉·福克纳的墓地。接着,这位教授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差不多是十年前,一个和福克纳一样身材粗短的外国男人来到了奥克斯福,他是坐着美国人叫“灰狗”的长途客车来的,他在那个比邮票还要小的小镇上转了一圈,然后就去了福克纳的墓地。有人看见他在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很长时间,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知道他说话了没有,也不知道福克纳听到了没有。后来他站起来离开墓地,走回小镇。当时“灰狗”还没有到站,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走进了小镇的书店。

美国小镇的书店就像中国小镇的茶馆一样,总是聚集着一些聊天的人。这个外国老头儿走进了书店,他拿了一本书,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小镇上的人在书店里高谈阔论,书店老板一边和他们说着话,一边观察角落里的外国老头,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书店老板继续和小镇上的朋友们高谈阔论,说着说着,他突然想起来这个外国老头是谁了。他冲着角落激动地喊叫:“加西亚·马尔克斯!”

威廉·福克纳在1932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八月之光》。小说主人公之一莉娜·格鲁夫怀着身孕寻夫的历程,和森林女神的形象不谋而合,也正是福克纳想要体现的“大地母亲”的形象。Hlavsa Jmmes认为莉娜就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正如圣母玛利亚一样,莉娜出现在八月,凯撒·奥古斯都时代和圣母升天节的日子,她穿的是圣母玛利亚的颜色———蓝色,她也拿着一把棕榈扇……从情节上说,莉娜一路寻夫无果也和圣母玛利亚无孕而生,受圣灵感应而怀孕,有着相似之处。

我不信这些“八月”毫无关联。

【天气实在太热】

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太热,太困,都去睡了),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旅店也好,电话局也好,都是服务于外来的商人的)。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同化体现)盖的,门从里面关(为后文“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埋下伏笔),百叶窗开得很低(后文说到那位寡妇“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百叶窗开得低,所以透过缝隙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会去撬门)。有些住房里面太热(第六次提到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母女俩走过门口,难以不被发现)。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杏树荫下,坐在街上睡午觉(更容易发现这对母女)。

本来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但是当我们把文中的“热”找出来对照来看之后,会发现这个字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临时的色彩。

“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又经过一个镇子时,镇子的广场上“在炎炎的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快到达目的地时,“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的风”,下车之后,“小镇热得像个蒸笼”。

这些关于“热”的描写,如果我们仅仅当成是对叙事时序和天气变化的交代,那么我们就关上了一扇了解人物心灵的大门。这是一个关于小偷的母亲去拜祭自己的小偷儿子的故事,这位母亲的儿子在其他小镇上因为偷盗而被打死,埋在了那个小镇的公墓里。这位母亲离小镇越近,离儿子的葬身之地越近,心情的复杂程度,情绪的紧张程度就会越深:一方面她要承受失子之痛,另一方面她要面对掌握着公墓钥匙的神父的询问和小镇居民各种各样的眼神,而她心里又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不会偷东西的,还得担心自己带去的小女孩会不会哭出来让人瞧不起……这不也正可以解读为一种“热”吗?

这一连串不断增加的热度,已经超出了它字典语义的规范,成为了人物心情变化和情感燥烈程度的一种暗示,越是走近小镇,天气越热,情感越燥烈,所需要对情感的控制力也越强,这又恰恰与这位母亲声调的平静、回答的简短、口气的坚决、态度的固执、接受询问时的不动声色——种种外在的“冷”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矛盾中,一个痛苦而坚强的母亲形象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眼前,烙印到读者心中。

在神父感叹上帝的意志难以捉摸时,作者这样写道:“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这里同样存在着矛盾:为什么天气热和上帝对苦难的无能为力有因果关系呢?前面所说的第一个原因倒还成立,这么多年的人生经验,让这个离上帝最近的神父也逐渐明白,神也并非万能,上帝救不了世人,苦难的悲剧依然会继续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对这里的“天气”和“热”作出超越字典语义的解释:

天气就是19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社会与时代的象征,而“热”则是混乱、无序、迷茫的代称。

【“我要找神父”】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也是尽量不让别人惊扰自己的行程)。

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她们怎么知道神父家在哪里?难道母亲之前曾经来过吗?不太可能。我猜想,因为天主教的神父终身不能结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真正的“家”,神父一般都住在教堂或者教堂附近,所以去教堂就能找到神父的家。在本文同名小说集的另一篇文章《周末后的一天》中,对小镇上神父的住处有这样的交代:“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住在离教堂十来步远的一幢小房子里,有一条通大街的走廊,两间房子——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屋子里没安纱窗。大约是在犯糊涂的时候吧,他认为只有天气不热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没有声息的小镇上,如果响起清脆的敲门声,无异于向镇民宣告自己的到来),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气氛显得有些压抑)。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既是怕吵醒了刚睡下的神父,也能窥见此人性格的温柔)”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不讲有什么事情,先见到神父再说)  “神父正在睡觉呢!”(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还是不告知来意,但态度很坚决)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刻意控制内心的情绪,却还是流露出“热”来)大门悄悄地(轻手轻脚)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很少晒太阳),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眼睛显得特别小。

眼镜和眼睛这两个细节告诉我们,这位中年妇女近视得很厉害。近视眼镜是凹透镜,因为人的视网膜聚光很厉害,而凹透镜有散光作用;而老花镜是凸透镜,因为人老年时,眼镜变形,视网膜散光厉害,而凸透镜有聚光作用。中年妇女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应该是暗示她受过教育,读过很多书,这也与苍白的肤色相呼应。

  “请进来吧!(有礼貌)”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她们走进一间花香袭人(为后文桌上放着花埋下伏笔)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椅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了下去(毕竟是小孩,内心不如母亲一样充满了戒备、紧张、愤怒等等情绪),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姿态动作见内心)。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更加压抑了)。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两点钟来到小镇,三点半离开。母亲想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达到目的然后赶快离开,既是不愿面对别人的目光,也是不愿在这个夺取她儿子的小镇多做停留。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虽然内心站在这个小镇的对立面,但面对温柔和气的这位妇女,母亲的语气还是温和的,这说明在平时的生活中,她其实跟面前这位妇女一样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人)。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无奈而温和的笑)。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入的门又关上的时候,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心理上不再那么紧张了)。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栏杆里边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上面铺着一块用胶布做的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的档案(方便随手取用)。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位单身妇女给收拾的。

“单身”,何以见得?简洁中不失优雅,可以看出是妇女收拾的,但整个房间的布置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没有能体现“家”的温馨的相框之类的东西,是否由此得出的结论呢?

母亲来到小镇拜祭儿子,第一关就是安静而不引人注意地去到神父家中找神父借钥匙。她们“悄悄地走”,“径直”来到神父家,又“用手指甲”敲门,凭借自己的“固执”和“执拗”打动了神父的妹妹,终于进了门。

门能够进,话不难听,脸不难看。此时的母亲,心理上的的紧张情绪稍得缓解,一直没有坐下的她终于“坐到她女儿身边”了,这种身心上的短暂放松,使得她有机会开始打量这间办公室。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妇女跟哥哥而不是跟自己家人住在一起,显然她就是那位收拾办公室的“单身妇女”)

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位跟哥哥住在一起的中年妇女是“单身”的(有没有结婚、是不是寡妇,都没有交代),后面打死“小偷”的雷薇卡太太也是单身的(明确告诉我们她守寡二十八年),带着女儿来为儿子上坟的母亲,恐怕也是单身的。从哪里看出来的?儿子要出去打拳来养活家人,而非父亲去想办法挣钱;来见儿子最后一面,也只有母女而没有父亲的身影。

单身,意味着什么?

神父的妹妹是一个有文化的读书人,雷薇卡太太则是镇上的富裕人家(不仅从堆满东西的房间可以得到提示,而且在本文的同名小说集中,另一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里写道:雷薇卡太太是个忧悒的寡妇,住在一所豁亮的邸宅里,有两条走廊、九间卧室。那篇小说还交代,雷薇卡太太的大伯子,就是《百年孤独》里的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小偷的母亲则是贫困的底层人民,但她们都无法逃脱单身的命运。

单身妇女的多,跟车厢里难闻的气味一样,是一种无言的诉说。

【注定谢顶的神父】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能不暴露就不暴露,能不多说就不多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相比她的母亲,女孩子更为放松一点。可能是因为年纪还小,不能完全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也可能因为母亲没有清楚地告诉她哥哥去世的详情)。神父瞅了女孩一眼(手中有鲜花,应该是来祭拜公墓里的某人的),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这么热的天,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让她吃这样的苦?)。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其中苦衷,不能告知,也一言难尽)。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小说曾经交代,客厅里的“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里面是办公区,办公桌的后面是教区的档案。按常理来说,我们会把自己经常用到的办公物品摆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区域,那么这里神父拿公墓访客登记本的细节就值得思考了。

他要从栏杆里走出来,然后从柜子里拿出笔记本,说明这东西平时基本用不到,所以甚至都没有放在办公区域。这一点,恰好与后文对那两把“长满了锈”的公墓钥匙的描写相呼应——公墓很少有人去,神父本人也对公墓不关心。

为什么公墓少有人去?因为在这样一个混乱无序、愚昧麻木的社会环境下,人命如草芥,大家习于死亡,对生命的消逝漠不关心了。

对神父的外貌描写也挺有意思。为什么强调“谢顶”?因为后面讲到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如果不谢顶,冒汗就不容易被发现。为了后文通过“冒汗”这个细节表现神父内心的自责、惭愧、紧张等复杂情绪,他必须谢顶。当然,马尔克斯把这个外貌细节与人物的身份行为结合得天衣无缝,当一切细微之处被联系到一起,我简直要为这个安排击掌喝彩了——神父,谢顶天注定啊!

稍微科普下:除了某些疾病或药物因素导致的脱发外,谢顶的主要原因是体内的雄性激素分泌过于旺盛。因为,皮脂腺主要受雄性激素的控制,如果雄性激素分泌过于旺盛,人体的背部、胸部,特别是面部、头顶部就会分泌出过多的油脂。当头顶的毛孔被油脂所堵塞,会使头发的营养供应发生障碍,最终导致逐渐脱发而最后成为秃顶。

前面说过,天主教神父是不能成家的。不,你别想歪了!实际上,长期的禁欲是会让体内雄性激素的水平下降的,所以,神父谢顶的原因不能归因于职业。

接下来还有一个细节:神父的两手是“毛茸茸”的。从生理学角度来解释,只能说明神父体内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谢顶、手指多毛暗示出的现实与神父的职业需要禁欲矛盾了!

难道神父是一个表里不如一的人吗?有人曾作出过大胆的猜测,从母亲对火车行程的了解、对小镇的熟悉程度、“径直”走向神父家,还有“透过纱窗”要看看是谁、神父的脸突然红了等等这些描写来看,母亲似乎曾经是神父非常亲密的人——甚至有可能是情人,并且因为感情的破裂而远走他乡……当然,这个猜测虽有道理却过于大胆,这里先不予置评。

话说回来,不归因于职业,难道是天太热?

可能是的。

关于这位神父,在《周末后的一天》中有这样的描写:“每天上午,他把大门打开一半,坐在走廊上,合上眼,全身肌肉放松,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镇上人睡午觉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到车站去。几个月来,他沿着这条路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叨咕着最后一次看见魔鬼时编造的祈祷辞。”

由于长期的生活经验,神父已经从一个神职人员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了。长期以来,信仰与现实的矛盾,职业与生活的分歧,一直在他的心里拉锯。天气的“热”,严重影响了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其结果不仅体现在心理上,也会形之于外表。

接着科普:精神紧张、忧郁、恐惧或严重失眠等,会导致神经功能紊乱,毛细血管持续处于收缩状态。这样一来,毛囊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就会引起头发脱落。

少了头发的神父,心乱如麻。

当然,不同的小说不一定描写的就是相同的人物,但小说集中的故事都与这个小镇有关,人物姓名事迹也有勾连之处,我们不能完全当真去判断,也不能完全孤立地阅读。

【我是小偷的母亲】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洛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早知有此一问,毫不回避)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知道她的儿子、被打死的那个小偷叫什么名字吗?从下文看,他并不知道。那母亲是否知道这一点?有可能。这就涉及到本文没有交代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镇上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偷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哪里人,那么母亲是怎样知道儿子的死讯的?

也许是听到了别人对这个镇上发生的这件事的议论。那么她是怎么确认这个小偷就是她儿子的呢?除了年龄样貌之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她儿子的牙齿被全部拔掉了。

既然神父有可能并不知道她儿子的姓名,那么在回答神父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回答“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的墓,而是选择了说出她儿子的姓名呢?

因为儿子在她心里首先是一个人。她相信,他是一个有名有姓,有担当有爱心,老实懂事的“非常好”的人。

她不相信这样的儿子会去做小偷,但事实是儿子被这个镇上的人当成是小偷给打死,给埋掉了。所以她做好了一切准备,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坦然地说出了儿子的名字。冷静地回答,简洁的字眼,在不动声色的表情之下,是暗流涌动,悲愤交加的内心世界。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你就是那个小偷的母亲?你怎么知道你儿子的死讯的?你怎么能如此平静地来找我借钥匙?)。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不回避,不退缩,一个母亲的坚强能够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地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不合脚。母亲与神父平静但紧张的问答,与这个孩子放松自己的小动作形成鲜明对比)。

谈话时两眼直视对方,表达出的最主要心理特征就是自信。面对神父意味深长的“打量”,母亲勇敢地作出了回应。此时此刻,对母亲而言神父就是整个小镇人们的代表,“直直地”眼神中饱含着悲伤、痛苦、愤怒甚至仇恨。前面说过,神父已经从心理上“堕落”为一个普通人了,在这样的眼神前,他很快“醒”了过来,意识到他之前的行为是如何有悖于自己的职业道德,他的脸迅速红了。

在回答神父的问题时,作者刻意强调了母亲的“毫不迟疑”,简直像照着“一份写好的材料”在念。事实上的确有这样一份材料——它就在母亲的脑海里,在作出来拜祭儿子的决定之后,在一路行来的分分秒秒里,这份材料上的字眼一遍遍地被母亲重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其实,母亲在回答姓名地址这种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模糊一些,一来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公墓钥匙借用登记,二来“小偷母亲”这一身份将她置于尴尬的处境,从心理防御的角度来说,含糊的回答更能带来安全感。但是,母亲“详尽准确”的答案显然证明她不仅没有选择防御,反而发起了进攻。

母亲的勇气,源于对儿子人品的自信,也源于对自己教育的自信。

【是不是小偷,重要吗?】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前面介绍过,礼拜一在圣经文化中是荣耀日,习惯上又被称为棕枝主日,是纪念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众人拿棕树枝欢呼迎接的场面。棕树枝是以色列人盼望救世主国度的一个象征,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民众认为他就是他们所期待中的救世主,因此才手持棕树枝对他表示欢迎。在后来的新约使徒时代,棕枝被认为是殉道者的表征,是表示那些人无惧死亡;因主已为他们战胜了死亡,所以他们勇于为主殉道。而就在这一天,母亲的儿子因为耻辱的偷窃事件被打死了,这不是殉道,更谈不上荣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注意这个细节),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雷薇卡太太的大伯子)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

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也类似于金属的撞击声)。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又累又饿到了极点)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为什么是鼻子?),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在《咱们镇上没有小偷》那篇小说中,两次提到做小偷的达马索穿着一件法兰绒的上衣。和裤子的普通相比较来看,细腻且密,面料厚,成本高,保暖性好的上衣显然更贵,这个儿子饿到连饭都吃不上,却穿着这么一件值钱的衣服,令人怀疑),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穷),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卡洛斯·森特诺到底是不是小偷?我在给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生上课时,曾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来研习。认为他不是小偷的同学大有人在,他们给出的证据也有一定的道理。从后文母亲的描述来看,儿子非常懂事,很听母亲的话,不会去偷东西。从被打死时的细节来看,当时细雨淅沥,卡洛斯·森特诺或许只是靠在门上躲雨,而雨滴“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很有可能使雷薇卡太太误听成了撬门声,这样一来,卡洛斯·森特诺的死就成了一个误会导致的悲剧。

但不能解释的疑点仍然很多:“鼻子被打得粉碎”说明当时门外的人是弯下腰正对着门锁,他在干什么?枪响后水泥地上的金属碰击声难道不是撬锁工具掉落的证据吗?死者身上的法兰绒上衣和腰间的麻绳、光着的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衣怕不是偷来的吧?前面描写小镇民居的时候说过,建筑的百叶窗开得很低,而雷薇卡太太靠开杂货店为生,她的店坐落在在镇上最繁华的步行街上,里面堆满了货物。卡洛斯·森特诺很有可能是从窗缝里看到了屋内堆满的东西,从而生出偷窃的念头。

为什么作者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后来,在一遍遍对文本的研读和思考中,我逐渐明白:

卡洛斯·森特诺是不是小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被杀掉和被埋掉。

二十八年的守寡生涯让雷薇卡太太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即使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也毫无安全感。任何人处在她的境地,都会开这一枪。卡洛斯·森特诺被杀死之后,镇上的人们没有谁去关心他到底是不是小偷,一条人命就这样默无声息地被抛弃在了公墓的坟堆之中。

如果他不是小偷,那么镇上的所有人,都是凶手。他是被这个麻木、愚昧的社会给杀掉的。如果他真的是小偷,那悲剧意味将更加浓厚深远:是什么将这样的一个好孩子变成了小偷?是怎样的压力逼着这个听话的老实人要去铤而走险?若不去偷抢而被打死,便会穷饿困苦而死,。真善美在这里发生了错位,美的不一定是善的,而恶的不一定是丑的,这样一个不能靠劳动谋生,不能靠善良生存的社会,散发着浓重的悲凉与绝望气味。

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因此她只能“选择”拘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

小说永远是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我们从虚构的小说中,看清楚真实的生活。

【长满了锈的大钥匙】

“这么说他叫卡洛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洛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重复这个名字,强调是她唯一的儿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子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很少用)。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一种可能是公墓对于小女孩来说阴森、可怖、冰冷,所以钥匙又大又锈;还可能是小女孩希望不要有生命的消逝,希望公墓之门不要一次次被打开);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地名字(虽然之前的对话中母亲是镇定的、无畏的,但“胡乱地”签字动作还是暴露了此刻的心乱如麻)。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这对话不仅对于母亲而言是一种煎熬,神父也感觉到了尴尬和难堪)

“圣彼得的钥匙”是什么典故?

耶稣问自己的门徒:你说我是谁?彼得(十二门徒之一)此时正确地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你是有福音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

这两把钥匙一把是金黄色,一把是银白色。耶稣把钥匙交给彼得,象征着把天上和地上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他。在罗马,除了耶稣,最常见的宗教题材人物一定是圣彼得。罗马的大教堂就以圣彼得命名,而圣彼得正是第一任主教。圣彼得大教堂的地位相当于天堂驻地球代表处,圣彼得相当于首任总代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绘画作品里耶稣把两把钥匙交给圣彼得。耶稣站着,手持金银两把钥匙,彼得通常单膝跪地,接过钥匙,金的那把是开启天堂大门的;银的那把是开启地球圣殿的。这也是为什么梵蒂冈的标记是两把交叉在一起的钥匙,而圣彼得也一定和钥匙一起出现,所谓人在钥匙在。

如果说圣彼得的钥匙象征着权柄,象征着审判,那么剥夺生命无疑是最严厉的刑罚,公墓里的人,就是被上帝惩罚的罪人。从这种理解出发,钥匙的“长满了锈”,说明神父很少用钥匙去开门,公墓里面的死者平时无人问津,被遗弃的灵魂的亲人们或许迫于舆论和道德的压力,从不踏进大门一步。只有在这个礼拜二,母亲的到来,使它又有了温度。

如果这两把钥匙象征着开启天国与圣殿,那为什么神父会设想他们“长满了锈”呢?或许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真的有天国吗?即使有,恐怕也如同那少有人迹的公墓一样,只是一个埋葬了人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梦想的地方。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这句话还是从普通人角度去想去问的)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两层意思。第一,在母亲心里,自己这个儿子能吃苦,有爱心,有担当,又听话,他不会去偷东西。但是这个弄不明白的社会却不给这样的人有好好活着甚至支撑着活下去的路走,儿子没有错,他已经非常好了。

第二,不管儿子有没有做出偷窃的事情,都非常好。一个这么听话这么老实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无路可走,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在母亲心里,儿子永远是那个让她自豪而又心疼的好孩子。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既然你儿子这么好,他死掉了你们怎么没有悲痛欲绝,甚至连眼泪都没有落下来?)。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强忍内心悲痛)的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母亲才会告诫孩子不要偷东西吃?经济上穷困到揭不开锅,连小孩子的温饱都没办法保证的家庭。然而就是在吃饭都成问题,快要饿得活不下去的这个家庭,母亲让儿子不要去偷东西吃——宁可饿死。

那为了家人不被饿死,能做点什么呢?儿子选择了去打拳击。他擅长拳击吗?不,他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妹妹补充说,哥哥连牙齿都全部拔掉了。

在全文中,这是小女孩说的唯一一句话,这句话是她哥哥的遭遇中留给了她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可以想见,看着没有一颗牙齿的哥哥,妹妹是多么惊讶害怕,她母亲又是如何心痛悲伤!实际上,为了保护牙齿,拳击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都会戴上牙套,但被迫拔掉所有的牙齿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儿子连买牙套的钱都没有,或者说,他把赚来的所有血汗钱,都用于换取粮食来让家人不至于饿死了。这样的儿子,当然是“非常好的人”!

为什么大人不负担起养家的责任呢?父亲可能不在了,重担落在母亲身上。“眼皮上青筋暴露”的母亲显然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能做的都做了,却还是养不活这两个孩子,以至于儿子不得不出去打拳。是啊,香蕉公司更喜欢童工,其他地方又看不上这个身材矮小干瘪一看就没什么力气的中年妇女。天气是这么的热,让人艰于呼吸视听。

无独有偶,豆瓣上评分8.9分,加文·欧康诺2011年导演的美国电影《勇士》中,那个破碎家庭的长子,昔日的职业格斗选手、如今的中学物理教师布兰登为金钱所困扰,他不能忍受自己无法为妻女提供庇护,也决定重返拳击赛场。同样是为了家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人家礼拜六带着妻儿出来消遣体验快乐,自己的儿子礼拜六要去被人消遣承受痛苦。碗里的一粒粒米饭,在母亲的眼里,一定像极了儿子被拔掉的一颗颗牙齿。

【善与苦的变奏】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上帝的意志是什么?

天主教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尊玛利亚为圣母,其信仰内容大致包括在《宗徒信经》中,有“十二端信道”之说,主要的基本信条为:天主圣父化为天地,创造人类;天主圣子降生为人,救赎人类,并受难、复活,升天,在世界末日时再次降临;天主圣神(即圣灵)圣化人类;教会为基督所创立,并有赦罪权;人的肉身将于世界末日复活并接受基督的审判,善人得享永福,恶人要受永苦等。

很显然,卡洛斯·森特诺的命运无法说明“善人得享永福”,甚至连“福”的影子都见不着;他的遭遇恰恰是由一连串的痛苦串联而成——失去父亲、家庭贫困、家人难求温饱、去做人肉沙包赚钱养家、牙齿被打到全部拔掉、流浪异乡、被当做小偷打死、被拖到公墓悄无声息地埋掉……这分明是一个“善人”要受“永苦”的故事!而天主的救赎,又在哪里呢?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怀疑自己的信仰,怀疑社会的公平,怀疑命运的公正),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辛弃疾曾言,“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一凉一热,有异曲同工之妙)。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丧服有帽子),免得中暑(也免得被认出)。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如果我处于这位神父的位置,刚刚听了这位母亲这样的陈述,联想到她儿子的命运,我是睡不着的。但这位神父哈欠连天,我猜,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听了太多,看了太多,有过太多这种“人生经验”的他,心里已经翻不起什么波澜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免得又吵醒午睡的他),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一方面是认真听怎么找到儿子的墓地,另一方面也是强忍内心悲痛努力表现出正常的样子。殊不知,此时的正常,恰恰是最不正常的表现),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没有笑,和母亲对女儿的要求“不许哭”,可以合参)。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孩子还不大懂事,他们只知道镇上来了陌生人,可能从偷听到的对话中,他们知道了这对母女的身份。而且他们毕竟还是孩子,还有羞耻心,还会害臊和不好意思,当大门敞开后,他们马上散开了。可是,杏树下面的那一群群大人不仅不会散开,而且聊得更加欢快了。至于他们聊得火热的话题,自然是上个星期那个小偷的死,和今天这母女俩的到来。若干年前,这些大人们也曾是会在别人开门时散开的孩子,难道成熟就意味着对生命的逐渐麻木漠视、意味着习于咀嚼他人的痛苦来获取快乐和满足吗?

【我们这样很好】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人性的善良还是从神父的言语中流露出来。为避免母女俩受到更多伤害,神父想劝阻她们在人群的围观下走向一个“小偷”的墓地。有趣的是,说话时他回避了母亲的目光,这一细节体现了神父怎样的心态呢?是类似看到弱小的动物即将受到伤害的不忍,还是身为小镇的一员(还是神父),为人们围观议论的行为感到惭愧?恐怕兼而有之。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她发现了窗外围观的人们),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的瞅了瞅神父(欲言又止)。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不知所措)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避开人群)“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本来此时应该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突然之间变得“净是人”了。母女俩的到来,像一潭死水里投进了一块石头,让这个小镇顿起波澜。平常无所事事昏沉睡去的人们突然兴奋起来,这个情节让我不由得想起《祝福》里的一段话: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沉沦的人性,麻木的灵魂,昏睡的民族,往往是一个模样。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其实怎么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我们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从光线强的室外看光线弱的室内,往往只能看到一片昏暗模糊,反之从光线弱的室内看光线强的室外却能看得很清楚。母亲此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也明白走出去将要面对怎样的场面,如果她选择等一会儿再走,外面聚集的人们可能会慢慢失去了兴致渐渐散去,她就不用承受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目光。

但这位坚强的母亲用行动表达了她的选择:她“夺”过鲜花,像一个英勇不屈的战士一样,准备踏进属于她的战场。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试图出手相助却又无能为力,内心所有波澜都只能凝聚在一再重复却又极具情感张力的这句话中)“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母女俩不仅要面对火辣的日光,而且要面对毒辣的目光;阳伞不仅用来遮阳,而且可以遮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礼貌的回答,坚决的语气,勇敢的心灵。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故事在此戛然而止,母女俩仿佛《炮兽》中伤痕累累的战舰,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迎着远远的飓风,继续前途未卜的远航。

编辑于 2019-07-17風褸别说了 我知道土木狗没前途一切不说评论哪一篇的问题都是耍流氓…简单来说 可以理解为《百年孤独》主线剧情的支线任务 我到觉得这些短篇并没有很突出表达孤独 比如《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表达的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说的可能是一种集权 《百年孤独》中也提到唯一能与霍塞·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的葬礼媲美的就是一百年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并且《格》的语言风格是典型的马尔克斯式的 放两张图片感受一下

另外 我觉得马尔克斯的长篇比短篇要值得品评太多了 短篇的话看着开心开心就好…发布于 2015-12-30知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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