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带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 生活宝典,知道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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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我所说的老人并非那些极端化的个例——思想封建传统、不会科学的方法云云。是指正常的老人。 之前听说过一句话,小孩子从小没有和父母长大,性格方面是有缺失的。此前我不相信这个理论。楼主就是如此,与父母见面维持在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 但是后来,遇到越来越多成长经历相近的人,突然发现有些地方相似度很高。 比如说,与人交往遇到矛盾,有些生气,我们都习惯于用一种消极的方式解决——惩罚自己。你不道歉我就…关注者6,352被浏览1,545,124491 个回答殷守甫​

哲学 话题的优秀回答者

二年级的时候,我抄了人生中第一句“好词好句”:每一个老人都是一本很大的书。大体如此,我是从《老年报》上抄下来的,这是我小时候常读的报纸之一。

1

在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已经很老了。之后我每一次看他,他依然是这么老。在他身边的时候,没有所谓年月的流逝,也无所谓长大不长大。

每天五点在三五钟的钟声里起床。准时上厕所,准时刷牙,准时洗脸,弄完以后肯定是五点一刻了。然后开始吃他准备的早饭。新鲜的肉包很好吃,我大概五点三十分不到就可以吃完两个了,之后每天都会吃肉包,如果到了五点三刻都还没有统统咽下,他就知道,我吃腻了,该换花样了。于是就有烧麦,他做的。于是,新一个轮回又开始了。不知几时,又会回到肉包。

一天又一天,礼拜一到礼拜日,然后又回到了源头重新开始了。一个学期结束了又一个学期开始。一切的时间都是这样轮回的——就像农民只需要知道四季,不需要知道年份。

没有流逝,也就没有怅惘。

2

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爷爷对我的教育很有问题。确实,不管人前还是人后,他只说我好,不说我不好。他还是挺极端的,家里如果有人说了我不好让他知道了,他就会打个电话告诉我别相信那人……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是他送我去的。学校的门大概六点半才开,我们是六点左右到的——对,五点三刻吃完早饭,走去学校,正好六点到。我问他,“我们是不是来太早了啊……”他和我说,“所有的事情都要提前准备才好。我们解放军打伏击,也许要早到几天几夜的,做好充分的准备才可以。等到敌人来了,你再去埋伏,那怎么行啊!”从那一天起,我大概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上课,或者去赴约,我都很早很早就到了。坐下来,看几页书,收拾一种心情,就是一种准备。以严肃认真的心对待寻常的事情——说到底,我并没有伏击战可以组织。

和他在一起,最大的乐趣是坐上49路去江阴路花鸟市场。有一次,49路改道了,没有停在我们熟悉的黄陂南路。我们走啊走,找不到江阴路,走到了江西路汉口路。他停下来,跟我说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人民政府就在这里。他在楼下办公,陈毅、潘汉年在楼上,曾山是他的上司。我不记得我当时问了他什么,大致的意思嘛,“爷爷你当年这么厉害,那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啊。我想买路边的矿泉水都说贵的,我最讨厌凉开水了,没有那种甜甜的味道啊……”他和我说,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的,是干部的话就更不能喝矿泉水了,有的时候凉开水都是给伤病员喝的,哪有柴来烧水啊。从那一刻起我大概知道了做干部其实是做什么了……

3

除了“溺爱”以外,大家还经常批评他带给我的饮食习惯。我小时候就喜欢学他,他在新四军、解放军时候的生活。他和我说,那个时候干饭要五分钟吃好,稀饭要十分钟吃好。于是我一直在练习怎么更快吃,所以我吃很快。后来有一天,所有来的亲戚都说,应该教育小孩细嚼慢咽才好。那时我觉得他们好讨厌。

他还和我说,在游击队的时候偶尔可以打地主吃红烧肉,但最糟的时候树皮都要吃。后来编入新四军、解放军以后就没有“野味”了,最好也就是米饭,大家都爱吃大米饭。我也这样觉得,我从小就希望在家里屯很多米。吃起饭来,我都是舀一点肉汤、菜汤什么的,把一大碗米饭吃了,然后再尝一点菜,红烧肉什么的,对我来说,打地主时间开始了。后来又有人说,这样不好,要多吃菜。这真是很难改过来的。

我一直以为我真的在学习解放军的生活,直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才知道这都是过家家的。

我上学的路上会经过中山南二路。高架造好以后,路边长出了一种草。我爷爷说他打游击的时候经常吃这种野菜。自然,吵着闹着我也要吃。他真的给我去采了,洗完就准备炒。中间不幸被我奶奶发现了,两个人都挨了一顿骂,但最后我还是吃上了。第一口,我觉得好甜,好好吃啊。野菜的味道,比寻常的青菜、芹菜、他哭菜什么的好多了。嚼啊嚼,突然就那么苦、那么涩,感觉要把我的所有味蕾乃至整个人都吸进去了。我赶紧挖了一口饭,活生生吞了下去。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爷爷在炒这野菜的时候,一定放了特别多的糖,所以甜味在表面。

原来,我一直生活在他用许多糖包裹起的、其实是那样苦涩的生活里。有一天,这样的时刻还是来临了,糖都没有了,而生活还要继续。

4

说完了饮食,就要说睡眠。对,我们是六点多就上床睡觉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到预备班,我们都睡在一个屋,一张床,六点半大概就在床上了——作业什么很简单的。很多人都说小朋友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这么多时间学习知识多好。但其实我也在学知识,他讲的知识。

比如他叫山,孙中山的山,真是这样。他原先不叫山,和同学一起参加革命,把原先封建的名字改了。同学年长,叫中,他叫山,从此献身国民革命的事业。后来,中许是阵亡了。只有山。我每天和“山”在一起。

然而,很多故事其实是他编来逗我笑的,可我一直都觉得是知识。有次,他跟我说,董存瑞一开始很调皮的。有一个战友端着饭碗吃饭,董存瑞走上去说,“咦,你碗下面有个虫!”那战友把碗翻过来一看,没有啊,所有的饭就掉地上了……后来,有篇课文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我跟班级里小朋友讲了这个故事,大家都不信,都笑我。于是我就和每个人争。后来,我奶奶被叫到学校了。不出意外的,我和爷爷都被她骂了一顿。

还有一些更乌龙的事情。比如音乐课要教游击队歌,老师问有人听过么,我说我会唱——“我爷爷教我的,当年贺绿汀同志亲自教我爷爷的,所以我很厉害。”于是老师就让我唱。我一唱,果然,大家都笑翻了。唱歌实在不是我的特长,就是贺绿汀先生再世,大概也没法儿教会我了。

他经常说起的事情自然不止打地主、吃红烧肉之类的事情,还有“金银财宝”。收复济南以后,他说满街都是尸体,臭得一塌糊涂,但满街还都是金元宝、银洋钱。就是没有一个人拿,这就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后来金银财宝终于清点完了,他的一位领导指着一点破烂说,这些没用的,不如收着留个纪念?于是他就收集了几把刀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刀叉。他说他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洋人是这样吃饭的,很久以后去了日本,进了西餐厅,终于正式用一次刀叉。这些小小的故事,一直存在他的心里,他的小屋里。我去年去收拾的时候,那时的刀叉都还在,上面赫然写着Made in U.S.A。我还特地掂了掂——真不是银的。

5

他收集所有的东西,给所有东西归档,按照重要度分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封上海市人民政府给他父母的,大致是要全椒县人民政府给这些军属发一些粮食,安排一下住房。还有他的父母的回信,说不需要这些,还是去支援贫困地区吧,他们有困难可以自己解决。他后来给我们大家都复印了一份,说这个要珍藏。

然后是和我奶奶的结婚证,各个时期他写的思想汇报,还有他的三个子女以及配偶在日本的时候寄来的家信。他放在一个档案袋里,上面就写着:重要,请后代保存。这里面,最早的文件是一张1923年银行的开户申请。一个洋人递交的。这张纸后来就归到了上海市财政局。我爷爷在那里的时候,也不知道正面说的是什么,就用反面誊写了一些思想汇报。于是就一直保存在我们家。1923年,是他出生的那一年,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

我打开这些文书的时候,大概就像斯坦因走进敦煌的藏经洞一样。我挑选其中最重要的,给他们拍照,其他编号,打包带走。其中大多数他都和我讲过,只是都没有给我看过——我小时候的破坏力实在太惊人了。那小屋里有我们的全部家族,还有全部的我。有我的乳牙,还有我小时候的各种玩具。无论生物上还是文化上,这里有足够的素材,可以再造出一个我。我真的希望我可以有多一点积蓄,不用把这件屋租出去,可以一直保留我爷爷最后在的样子。

然后,我需要钱。我还是把它给租出去了——只能争取以后去写一本《我家劫余录》了。

所以,直到很多年后,不管面对什么,我都会想起那些傍晚,我都很早就睡下了。渐渐的,许多事情浮现在我的眼前,邓子恢同志分管的农业啦,还有曾山同志分管的纺织啦,哦,还有本县的某一位地主和他家里的丑事,我觉得他们仿佛都是和我有关的。

6

说了吃、喝,还有睡,就顺带说说穿。我小时候当然最想穿军装。上小学前,我的舅妈真的帮我做了一套,于是我走在公园里就会有人来问我,“你是哪个部队的啊?”我当然也要回敬他:“口令?”

我爷爷的每件衣服都是补丁一层又一层的,同一件棉袄,一年又一年。所以我也以补丁为荣,就穿着补着一层又一层的鞋子去学校了——其实那鞋没坏那么厉害。于是我们学校又传开了,大家都笑我。但我还是觉得很光荣的。于是,不出意外的,老师又联系我奶奶了。

所以我习惯穿同样的衣服。这让我妈妈很伤心,因为那时她在日本,省吃俭用,给我买了最好看的迪士尼,我都不穿的。我只要穿校服。每天一样的。后来她和我说,那时她第一次后悔把我交给了我爷爷。那时我也在外国打工,省吃俭用,想给姑娘买些什么,她也完全不在乎的。想到我妈妈的心情,我也难过得要哭了。真的应该穿上米老鼠唐老鸭让她看看的。

但我的习惯是改不了了。我初一的时候,我父母把我送进了私立寄宿制学校——那时起我再也不能和爷爷朝夕相处了。学校给每个同学做了一件长长的呢大衣,黑蓝色,海军的制式——只有胸前呆呆的绣着学校的名字TDM(童的梦),总感觉像是TMD。我特喜欢。我一般从初秋就开始穿,一直穿到来年仲春,即使天很热,也不肯脱下。所以我外婆笑我是赤膊穿大衣。

然而,穿着他可以意味着很多。

大一的时候,里面还穿着新做的中山装,指点江山,意气风发。有些时候,我从家里出发, 沿着大沽路去人民广场,途中会路过市政府的一个入口。有次,无意间我向站岗的解放军同志点头致意,他们立正敬礼,然后就要为我开门的样子。我匆匆走过,抱歉的鞠了一个躬,我们都笑了。也许,那一刻,他在向我爷爷敬礼。

快十五年了,缝缝补补,我还是穿着他,我觉得我穿着我的全部梦想——只是已经褪色了。

7

但很多地方我没有像他。

他喜欢到处走,他骑着自行车把上海都踏遍了,公共汽车也是年纪大了才坐的。但我不喜欢出门,出门也喜欢做小汽车。这点是跟我娘养成的坏习惯。但和我爷爷也有些关系。他总是跟我讲很多人坐在吉普车里的故事。他说,有一个新四军的师长,后来坐着吉普车走山路,颠啊颠的,就脑溢血了。但无论如何,我坐上小汽车的时候,就有一种登车揽辔的感觉。“我很厉害的。”

他还会骑马,我也不会。我就在澳洲骑过一次马,开始很拙劣,但渐渐好起来了。路过一条小溪的时候,纵马一跃,我觉得那时我和爷爷是在一起——多少横刀立马的场景在我眼前展开。

他可以修所有的东西,把各种东西重新做出来,给各种人看病,帮人剃头,还可以做很好吃的饭,我还是不会。他大概也觉得时间是不会走过的。我小学的时候,他说,等我长大了要教我打气枪。可是我现在也还是不会。这就是人家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吧。

8

我爷爷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信共产主义,也信菩萨……所以,他可以预知很多事情。不过还是先来说说他的信仰世界。

他供着两个像,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我们全椒老家的菩萨,就有个对联了:古今神仙共保寿,当朝共享一炉香。这个菩萨原先是个老太,姓鲍。生前有功德,死得不明白,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收了她做徒弟,后来就是菩萨了。过了几代,鲍家子弟不孝顺,不供她了,我爷爷的奶奶还不知道太奶奶就把她接了过来,反正和我爷爷特有缘。——这些事情交给美国的东亚系,大概可以写出点文章来。

有天,我爷爷说他梦见这个菩萨到他家来了,要搭个行军床,我爷爷说好啊,然后菩萨就睡了。第二天醒来,又走了。我爷爷说,这大概是菩萨要带他走了。虽然他身体还是很好,然而,几天后就去世了。他大概真是预见到了。

最后的那半年感觉特别奇怪。我在英国。他跟我说,不要我再打电话给他了。他说其实没什么事,很快可以出院的,出院以后在打。我总觉得很奇怪。我自从被送走以后,每个周末都一定给他打至少一次电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后来,隐隐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年了。于是四月份的时候,我特地回去了一次,去看看他。那时看着很好,他说,他有事情要关照我的,但是得出院以后。

终究还是没有出院。

医生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病症,就是有一个地方的疮口一直没有愈合。他最后的几天我这个地方疼得翻江倒海,死去活来。

我总有一种感觉,他在我身上延续着。我可以像他一样,去指挥一支很大的军队,把一个城市的物价管起来,来纺织总长抓生产;我也可以做另一个自己,在和他一起的小屋里,日出日落。

9

我有一个前辈,他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是哥哥带大的,他们感情一直很好。他跟我说,这样也有好处。他和自己的哥哥可以在一起很长时间,一起老去,不用承受送别父母的痛楚。

老人带大的孩子就恰恰相反了。

可以得到很多的关爱,但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要肩负很多的痛楚。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我一直不能相信这个事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相信我奶奶还在,只是在上海的某个地方流浪。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构拟出这些情节的,但我真的信。初中、高中,一直到大一的时候,我还会在夜里一条条街走,去看有没有我奶奶。我一直没有告诉过别人的是,我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以后,非常决绝地想要找遍每一个路边的老奶奶,找到我的奶奶,跟她说说我这些年的事情。

奶奶是在家里的床上去的。她午睡前和我说,要听爷爷的话。午睡时间过了,我再去看她,嘴唇已经紫了。于是我就哭了。那以后,我和爷爷度过了相依为命的两年。有时,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我一直在他的身边,再没有其他。我爷爷那时说,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走的时候,我会哭得更多。看,他也像小孩子一样。

我确实做到了。

那两年铸成了我的许多性格:在生活上的简单乃至贫乏,在情感上的高度依赖,还有对于稳定、重复的渴求。这就是人们说的性格缺陷吧。虽然会很痛苦,但也许,就可以用来做成许多的事情——那是“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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